黄尚志教授剖析产前诊断对SMA的重要性

“医生是站在黄泉路两边劝阻那些急急忙忙向黄泉路奔跑的人,‘你慢点,慢点,再慢点!’我们医学遗传学工作者,是防治遗传病的‘供给侧’,通过遗传咨询提供知识和行动路径,通过遗传病临床诊断使患者早获精准治疗,通过产前诊断使家庭免受二次不幸。”——黄尚志

作者:王欣

来源:医学界儿科频道

统计显示,我国每年有90万~万出生缺陷患儿呱呱坠地,约占总出生人口的5.6%,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25万例。在这已成为影响我国儿童健康头号问题的出生缺陷致病谱中,遗传病始终稳居八分天下。

中国的遗传病基因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以“基因诊断”为特征的遗传病产前诊断初露头角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在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带来的新曙光中,人们对遗传咨询与遗传病产前诊断热情高涨,我们的临床医生是否已经做好准备,我们能否将遗传病阻隔在外......

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医学遗传学系、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遗传与生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世界卫生组织遗传病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黄尚志

《医学界》:中国是人口大国,也是罕见病高发国家,人口出生缺陷高居不下,到底是哪些关键性因素造成了中国当前的困境?

黄尚志:首先,需要明确三个概念。“罕见病”,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是在普通门诊,或者医生视野里不常见到的疾病。在疾病谱构成中,遗传病占比过半。在中国,“出生缺陷”定义为新生儿出生后7天内由医生主客观确诊的先天性畸形,由遗传因素引起者归为“遗传病”,可再细分为单基因病、多基因病和染色体病;另有部分出生缺陷是在胎儿发育过程中,继发于环境因素。

前面两次提及的“遗传病”可影响胎儿发育,引起的胎儿畸形,唇腭裂、多指/趾等结构异常,往往在出生后7天内被发现;在婴幼儿、中青年,甚至直至老年期确诊的案例也比比皆是,但尚未被囊括于出生缺陷监测范畴。理论上讲,遗传病的人群发病水平相对稳定,一般不会陡起陡落。

回答罕见病或出生缺陷高发问题,主要可从两方面寻求答案:其一,公众的健康或疾病认识提升了;其二,检测手段改进了,能明确诊断了。不可讳言的是,伴随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,空气、土壤、水等环境恶化,一方面可直接影响胚胎正常发育,另其隐含的致基因突变物质引起基因突变,也导致经典意义的遗传病增加。

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级预防观念,对于环境因素所致出生缺陷,一级预防有较大作为,重点人群工作可直接与二级预防“无缝连接”,产生显效的是遗传因素所致疾病,即对诊断明确的遗传病患儿父母再生育时实施产前诊断,或产前筛查杂合子,对高风险孕妇实施首次妊娠的产前诊断,做到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
《医学界》:实现高质量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,您认为亟需解决哪些现实壁垒?

黄尚志:现在临床比较热火的两项工作,一是遗传咨询,一是基因诊断。事实上,国内的基因诊断、产前诊断起步已有三四十年历史,医院等科研或临床机构的小分队行为,一直未能引起大范围共鸣。得益于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发明发展,加之商业驱动,无论患者还是部分医疗机构难免一哄而上。如何用好基因检测,它能解决什么问题,谁来解读测序结果,才能让医患得到靠谱的诊断或解释,这就需要专业人员。

近年,国际同行都在推行遗传咨询师培养,可惜中国尚没有相关技术系列。必须认识到,遗传咨询师只起辅助作用,最终诊断还要依赖临床医生,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将疾病和基因有机地串联起来。现实是,虽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融入了医学遗传学内容,临床医生的认识与理解仍有限。我希望,临床医生在头脑中绷上遗传病这根弦,当他在疾病诊断毫无头绪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,能想起遗传病,联想到基因检测,这就是良好的开端。

另一个事实是,国内很多遗传咨询人员来自于儿科、产科或其他科室,即便如此,很多中心仍面临青黄不接、后继无人。多年来,我们一直呼吁,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临床遗传医师的职业系列,将医学遗传学定位为二级学科,还要建立专属的资质考核体系。

年12月24日,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召开扩大常委会,形成的共识是呼吁设立临床医学遗传学学科。如果以医学遗传学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作为节点或“分水岭”的话,大概有11年光景了。如果管理部门给予足够重视的话,我寄希望到年启动执业资质考试。这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。

《医学界》:针对当前越来越多的高龄孕妇,您认为有需要重点筛查的新增遗传病吗?

黄尚志:现在还无定论。目前认为,高龄孕妇的遗传病负荷并未显现出与年轻孕妇有太大的差别,但可以肯定的是,伴随年龄增长,染色体病的发生率会抬头,最典型的就是唐氏综合征(21三体综合征)。因而,除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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